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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灏智:日本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

董灏智 · 2021-10-12 ·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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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从日方视角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十四年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和第三天,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便先后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和《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批判了国民党军阀的投降主义,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重要的是,在此后的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绝不是停留在发布“宣言”“口号”上,而是通过实际行动组建抗日武装同日军作战,始终扮演着抗日先锋的角色。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界皆有深入的研究。然而,国内学界关于日本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的研究,则尚有拓展的空间。因此,本文将以抗战期间日方出版的《最近满洲国的治安》《中国共产军现势》《游击队·游击战研究》《华北治安战》等著作为中心,从日方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十四年抗战中的贡献。

  一、日本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认识

  事实上,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动向,对其与蒋介石政权的军事冲突了如指掌,而对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的系列“对日宣言”,日本陆军省将其视为“对日本的挑战”,并建议日本军队从台湾出兵而全力进攻位于江西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但未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

  对于中国共产党最初在东北地区建立的抗日武装,日方最初只是将他们与大刀会、红枪会、义勇军等同对待,认为“匪贼分为三种。一是因困穷而食不果腹,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加入匪群,这类匪贼较为单纯,无思想根源、政治背景。二是苏俄赤魔操控的思想匪或共匪,他们在共产党的指示下,并接受其提供的武器弹药。三是政匪,他们接受旧军阀张学良或南京政府蓝衣社、其他秘密结社命令,得到金钱和武器支援而潜入满洲国进行反满抗日。”然而,随着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扩大以及抗日联军的陆续组建,日本人逐渐认识到东北抗日联军不同于义勇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他们是有明确指导思想且军纪严明的军队,并得到苏联的暗中支持,已严重威胁到伪满洲国的治安,仅从日本人在1937—1938年间编著的《最近满洲国的治安》(原书名:最近に於ける満洲国の治安)和《满支共产匪军的活动》(原书名:満支に於ける共産匪軍の活動)二书中就可以看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作战状况。

  《最近满洲国的治安》,由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编写,于1937年出版。该书从“匪贼情势”“治安肃正概况”和“满苏国境的纷争”三个方面阐述了伪满洲国的治安情况,强调治安第一主义应是伪满洲国的基本国策,若不能消灭各种“匪贼”,势必影响到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王道乐土”建设。因此,从伪满洲国成立以来,日军就将“剿匪”作为第一要务。按照该书公布的数据,截至1937年,“匪贼”的人数已由30多万人降至不足一万人,具体分布和人数约为:奉天省和安东省约3000人,吉林省和间岛省约500人,滨江省和三江省约5000人,锦州省和热河省约1000人,龙江省和黑河省约100人。在不足一万人的“匪贼”中,该书中提到次数最多的是“共匪”,其实就是日本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的蔑称。以滨江省和三江省为例,“(东部滨绥线方面,匪数约一千)这一地区的匪贼全部是共匪,并且,因与赤色本土(苏联)接境的关系,需要注意警戒……(东北部国境方面,匪数约五百)饶河、虎林县境附近,有李学万系的共匪,密山、勃利县境附近,有自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领导的二百余人,且不断扩大……松花江西岸的匪贼,品质较为恶劣,又极为顽强,活动性最强。较有代表性的是以赵尚志为头目的共匪,他虽遭日满军的不断讨伐,但却将弱小的众多小匪贼集中起来,以抗日反满为口实,扩大势力范围。”其中的李学万、李延禄、赵尚志正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第四军、第三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也就是说,在关东军参谋部看来,经过近五年的“剿匪”“满洲”的“匪贼”只有“共匪”未被彻底消灭,并且还具有顽强的战斗力,尤其是与其他抗日武装相比,抗联武装不只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中建立根据地,还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大力支持,并将分散的抗日武装联合起来,采取游击战的方式袭击日军,让日伪讨伐队损失惨重。于是,日本关东军加大了作战力度,仅以1936年日本公布的数据为例,日军发动了1891次作战行动,其自身伤亡数为1070人,消灭人数13384人。关于这一数据的准确性难以全面考证,但从中可折射出抗日联军在武器、补给等皆不如日军的情况下顽强战斗力以及遭受的巨大损失,即便如此,日军也未能彻底消灭抗日联军。对此,日本采取集团部落、保甲制度,通过竭泽而渔的方式,切断抗日联军与当地民众的关系,东北抗日联军陷入艰难的困苦阶段。

  《满支共产匪军的活动》中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状况。该书由维新寮于1938年出版,维新寮原本是日本右翼活动家影山正治在东京麹町区饭田町设置的讲学场所,影山正治召集大学生以及其他青年人进行讲学,号召“昭和维新”,一度成为当时日本政界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团体。关键的是,影山正治对当时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亦是极为关注,尤其是把日本与苏联在张鼓峰冲突后签订的“停战协定”视为“屈辱协定”,煽动日本青年的反苏情绪,并建议将巳经占领的中国东北作为进攻苏联的前沿阵地,但由于“共产匪军”的存在而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攻苏战略,只有消灭“共产匪军”才能无后顾之忧地进攻苏联。在此之前,必须充分了解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正因如此,影山正治组织维新寮的成员编写了《满支共产匪军的活动》一书,并为之作序。

  该书从武器、物资、军规、宣传工作、苏联支持等方面介绍了“满洲共匪”(即东北抗联)的状况,其对东北抗联的认识和了解程度远超《最近满洲国的治安》一书。在编者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联军虽然在人数、武器装备等方面处于劣势,但军规军政极为严格,又擅长做宣传工作,经常瓦解、策反“满洲国”的中国人军警,是其他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难以企及的。关键的是,东北抗日联军还具有明确抗日目标和行动纲领。为使日本人更为深入地了解东北抗联,该书特意公布了抗联的行动纲领:“1.所有同胞均可参加反日救国行动,无论政治派别、职业、性别、种族、民族;2.破坏日本帝国主义与‘满洲国’的统治,建设人民的东北抗日救国政府;3.反对蒋介石及其他卖国政府,联络一切抗日反满的人民和军队;4.武装民众,参加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建立东北抗日救国总司令部;5.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财产;6.没收卖国贼、走狗的土地财产,将其分给抗日战士与贫苦民众,帮助民众改善生活;7.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废除一切强迫劳役;8.给予所有反日民众(集会、结社、罢工、言论、出版、武装抗日)等自由;9.废除‘满洲国’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所得累进税;10.联合中韩蒙民众及日本的革命劳动者,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显然,这一行动纲领不可能是日本人总结出来的。据考证,以上内容出自《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即《六三指示信》。它是1935年6月3日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王明和康生两人签署的一封给东北各级组织的指示信,详细地分析了东北抗日战争的整体形势,提出长期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意味着,维新寮成员的情报搜集能力是极强的,不止如此,该书附录中还收集了《八一宣言》、东北抗日联军支持《八一宣言》声明、中韩抗日同盟成立宣言、游击战法、东北临时人民革命政府纲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尤其是“游击战法”部分,这原本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苏区采取的战术,包括化整为零、声东击西、坚壁清野、各个击破、少先队突击等,关键的是,东北抗日联军将其作为对日游击战术,让日军苦不堪言。正因如此,该书特意将“游击战术”收入其中,让日军熟悉抗联的战术,进而实现最终消灭的目的。

  虽然日军从东北抗联的身上认识到“共产军”超强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顽强的战斗力,但其并不是“共产军”的主力部队。因此,对于红军主力部队的动向更是重点关注,包括红军长征路线、落脚陕北等,甚至对红军于1936年3月至5月间进攻山西(即“红军东征”)的行动亦极为关注。除了“共产军”的战斗过程外,日军更为重视的是“共产军”的兵力、编组和战法,“中国共产军的素质大体相同,因场所和时机的差异,其间略有变化……其编制是从师到班的三级单位制,一个师有三个团,一个团有三个连,一个班约九人,其内班长以下的五人出身于江西省……士兵擅长射击,使剿匪军军官的伤亡极多,又极为勇猛而善于近战与狙击战……部队行军力优秀,特别长于登山,连日跋涉十数里而出敌不意攻击……常以较少的兵力克服优势剿匪军的挑战。最近,数千共产军竟在十七八万剿匪军的重围下坦然应战,可见他们的能力与自信……共产军采用三不战原则,情况不利不战,地形不利不战,无十二分胜算不战”。以上内容,出自日本陆军省新闻班在1936年5月编撰的《共产军入侵山西》一书。这意味着,在红军东征刚刚结束,新闻班便编写该书。表面上看,日本的关注重心在于国民政府、阎锡山势力和共产党军队的博弈,但实际上是担心山西省被“赤化”后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影响到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地,阻碍日军的南下侵略,由此折射出日军对红军的重视程度。

  由上可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已成为日本方面的心腹大患,是日军“围剿”的重要对象,从这一方面可知,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对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抗日的主力。

  二、全面抗战初期的“共产军”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日军虽将主力用以进攻国民党的军队,但对于国共合作的进展亦是密切关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同意将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之后,日军通过国共两党的对外宣言而预测出中国军队将要实施的战略,“包围、歼灭北支方面的日本军是中国军队的战略,前述陕西、甘肃附近的朱、毛军亦在事变爆发后开始急剧北上,进入绥远省内……他们将从绥远热河等方面袭击日本的背后……他们在北支实行的游击战法,与国民党军队的大包围战相呼应。”正因如此,日本军队在七七事变后的8月至11月间先后发动了淞沪会战与太原会战,打破了中国军队的包围圈,还于1937年12月占领了南京。紧接着,日本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击败了国民党的军队。

  然而,在国民党军队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八路军却在平型关作战中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同时,日军同“共产军”的交战中亦逐渐认识到擅长“游击战术”的“共产军”不同于国民党军队,难以与之进行正面的大规模的阵地战。为此,日本当局先后成立了“北支灭共委员会”“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特种情报班”“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第四课”“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等机构,搜集“共产军”的情报。《中国共产军现势》(原书名:支那共産軍の現勢)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写成。该书的作者为深田悠藏,应是日本特务,自称有过“八年灭共”经历,曾到过中苏边境的满洲里,接触过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从他们口中探听“共产军”的情报。七七事变后,面对“共产军”在日军背后的行动,他认为不可轻视“共产军”的实力,于是,他专心搜集有关“共产军”的情报,并编成此书。该书从“军与党的关系”“新四军的现势”“游击战的开展”“共产军的诸工作”“宣传战的经过及现状”“民众运动的实状”“西北苏维埃特区事情”“晋察冀边区政府事情”“国共两军的相克”等方面,阐述了1937年7月到1939年4月“共产军”的战斗状况。在他看来,武汉会战结束后,中日间的战争已经由“主力决战”变为“游击战术”,而“共产军”正是极为擅长“游击战”,建议今后日军将重点进攻对象由国民党的军队变为“共产军”。

  重要的是,深田悠藏的认识不只来自东北抗日联军,还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密切相关。他认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既像是对蒋介石意志消沉的责备与鼓励,又像是在辨明第三期抗战中全面采用游击战的有利之处,进而向全国呼吁。”因此,他将《论持久战》的部分内容以及毛泽东所阐述的“游击战”的原则翻译成日文:“作战上我们主张速决的歼灭战,减少敌人近代兵器的作用,使飞机、坦克、毒瓦斯的效能不能充分发挥。以疾风迅雷的手段,袭击敌人警备薄弱之处……我们熟知地形,以优势兵力击败敌人劣势兵力。根据这种歼灭战法,我们通过缴获敌人的兵器而补充自身的不足……组织动员我们身边的民众,扰乱袭击敌人的封锁,切断敌人的交通而使其疲于奔命。”除了关注“共产军”的战略战术外,该书还特别介绍了“共产军”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教化工作以及农民工作,尤其是教化工作和农民工作,明显是共产党军队不同于国民党军队的重要之处。他发现,“共产军”是有政治理想的军队,其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但在中日战争中的理想就是通过建立抗日人民战线(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击败日本。至于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他看来,除了政治宣传之外,教化工作的成效最为有效。主要活跃于农村地区,每到一处,便义务开展识字运动,教授对象包括农民、商人、儿童以及妇女,识字读本的内容都与抗日有关,例如:“抗日军是人民的武装”“加入抗日军真光荣”“为国家,打敌人,敌人是日本”“抗日军、真勇敢、打游击、捉敌探、联合友军去抗战”等等。同时,“共产军”在此基础上还通过戏剧和歌谣的形式,让农民了解“抗日战争”与“游击战”的内涵、特征,将共产党的抗日纲领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对此,他特别举出《游击队之歌》《游击战歌》《游击队歌》《保卫大中华民族》以及戏剧《父与子》的全文,使日本人全面了解共产党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式,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

  不难看出,该书中所提及的以上内容正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着重强调的“游击战术”和“政治动员”,对于前者,毛泽东写道:“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广大的游击战争与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面大量的消耗之,一面进一步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对于后者,毛泽东则具体细化为:“拿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与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与政策……应把它普及于军队与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与人民实行起来……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于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于士兵与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靠了它取得胜利。”也就是说,深田悠藏的《中国共产军现势》一书虽是从敌对势力的层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但从中正是折射出共产党军队按照《论持久战》的方略而开展对日斗争,动员了一切能动员的力量,以游击战的方式袭击日军,让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包围之中。对此,深田悠藏在该书中的最后两部分提出相应的对策,第一,借鉴蒋介石五次“剿共”战略。蒋介石的军队与共产党的红军经过了近十年的战争,虽未能彻底“剿灭”红军,但其战略战术可资借鉴,如稳扎稳打、经济封锁、修建碉堡、确立保甲制度等,第二,采取宣抚战略,组建“宣抚班”,宣传日军的正面形象,救助中国难民,设立“铁路爱护村”,减少“共产军”对铁路的破坏。虽然,深田悠藏的建议是否被日军军部采纳已无法直接考证,但日军确实从1939年开始在华北占领区开展“治安肃正计划”,针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实施“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主,以公路为链,以据点和碉堡为锁”,妄图以此摧毁共产党抗日力量的群众基础。

  然而,日军的“囚笼政策”非但未取得预期效果,八路军反而采取游击战和破袭战相结合的方式打破了日军的封锁,并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对于这一情况,日本方面多有记载。长野朗的《游击队·游击战研究》一书极具代表性。长野朗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曾作为新闻记者多次来中国采访,并观察军阀混战的战况。七七事变之后,他亦多次到中国战场考察,对共产党军队的游击战印象深刻,特意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他从游击战的内涵、共产党与游击战、国民党与游击战、游击战的各方面(武力战、政治战、经济战、宣传战)、中国各地游击战的情况等方面,论述了中国战场的游击战。在他看来,共产党的军队最为擅长游击战,他们在应对蒋介石“讨伐军”时便采用游击战术,以十万左右的兵力对抗七十万左右的“讨伐军”。七七事变之后,“共产军”仍主要以游击战为主。以山西的八路军为例,“(八路军)渡过黄河而侵入山西后,山西就成为游击队的据点。最初,八路军采取正规战、游击战,但山西被日军占领后,便专门进行游击战。第八路军的游击队从山西扩展到河北平原、察哈尔、山东以及华北一带,袭击我后方的兵站、医院,破坏铁路以及日军支持的地方治安维持会,并建立共产系的县政府。由此将手伸向民众,在民众中组建游击队。又能与民众取得联络,进而知道我军(日军)行动,我军(日军)刚要将其包围,他们迅速逃走。据说,共产军同日军一年间进行了638次战斗……共产军极为顽固,主要在于他们使用的战术。他们在我占领区的山岳地带及省境等地创建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其根据地多建在日军难以直接控制的山西五台山脉、东南山岳地带,山东泰山山脉、河北的铁路中间地带等。每一根据地包含数县之广的范围,共产军在其中收集粮食,建立小型武器维修厂,设立宣传机构,建立学校,发行纸币……”重要的是,长野朗还意识到“共产军”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使用游击战术,是因为他们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也就是嬴得了民心,民心向背决定了战争的胜负,远胜于坚固的城墙。“共产军”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激发民众的抗日意识,将抗日战争提升到民族解放的高度,此为共产党的游击战与国民党的游击战最大的不同之处,以至于日本东洋协会调查部在1940年的调查报告中已预示到“共产军”的威胁:“大约四个师的共产军部队,可预想到他们将会成为扰乱北支的魔爪。随着今后战况的发展,我军将要进入河北省南部,他们必会搅乱后方,不得不让人产生忧虑。”

  从日方的记载可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虽未以正规战的方式对日作战,但却依据自身在长期对敌斗争中形成的游击战经验,以游击战的形式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同时,他们又依据《论持久战》的抗日纲领,在敌后战场建立大量抗日根据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已经成为日军不可低估的抗日力量。

  三、“共产军”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日军因战线过长、后备兵力不足等原因,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不得不改变对华战略。对国民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而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则以重点进攻为主。面对这一状况,共产党的军队则继续按照《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方式打击日军。

  然而,国民政府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一方面规划了抗战第二期的任务,“第二期的任务,就是要承接前期奋斗的成绩,实施我们第一期中所布置的一切计划,与发挥我们抗战的力量,以达到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的目的”;一方面,又为防止共产党势力的扩展,秘密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之制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从而造成了国共两军的摩擦不断。对此,日本方面亦有记载:“新四军军费粮食缺乏,而当地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军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势必将各村落划入自己的势力圈内,企图从村民身上榨取军费,两军为争夺民众而上演血战。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八路军常收编败退的国民党军……”这意味着,共产党通过政治动员而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并收编国民党败军,已被国民党当局视为重要威胁,他们先后在华北、华东等地挑起反共高潮,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进攻,进而促使日军的“囚笼政策”得以实施。也就是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相持阶段中既要同日军作战,又要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不得不两线作战,加剧了抗日根据地的困境。同时,日本对国民党官员的政治诱降已初见成效,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并在日本的扶植下成立了伪南京国民政府,公开与重庆政府决裂。“汪伪政府”的建立,更让汪精卫及其御用文人视为“和平救国”理念的成功,并将其推行至整个沦陷区,对中国抗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国内抗战陷入低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40年7月7日发表《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指出:“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应当隐蔽这种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向全国提醒这种危险与困难……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抗日游击队乃是位于国防最前线的军队,而在三年以来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大小一万余次的英勇战斗,坚持了广大敌后地区的抗战,钳制了全国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敌人,而其处境则是最险恶的,其生活则是最困苦的,其弹药则是最缺乏的……本党同人认为:要克服即将到来的空前的投降危险与空前的抗战困难,必须取消现在存在若的‘反共’‘限共’‘溶共’‘防共’‘制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这些危险与困难是完全能够克服的,中国存在着克服任何危险与困难的一切必要条件,只须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善于去利用。”紧接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于1940年7月22日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要求八路军将以彻底破坏正太铁路及若干要隘为主,直接参加作战的总兵力不少于22个团,定在8月10日为开始战斗的期限。结果,八路军最终参战总兵力达到105个团,“百团大战”由此拉开序幕。据统计,从1940年8月到12月期间,八路军毙伤日军12645人、伪军5153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407人,日军投诚7人,伪军反正1845人,攻夺敌人据点293座。虽然,国内外学界对百团大战的战果和意义持不同看法,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共产党在国内国外形势均不利于中国抗战的情况下,一改以往的游击战术,率先采取主动进攻的破袭战,以破坏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矿山为主,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其直接的影响无疑是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让抗战悲观者重拾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故百团大战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正因如此,“百团大战”得到了当时国内各界的认可与赞誉,尤其是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布嘉奖令,称“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但是八路军亦遭受了重大损失,开战不到一个月,“阵亡官兵九八七名,负伤官兵三二〇四名,中毒官兵一三一〇名,失联络人员三一名”。

 

  对日军而言,他们在“百团大战”中虽发现“共产军”仍是强调政治动员,广泛发动群众,善于游击战术,但华北各地的日军却认识到“共产军”采取了不同于游击战的战术:“敌(共产军)以优势兵力将我四面包围,利用黑夜向我逼近,对阵地的各部队反复顽强冲锋。中队最后约与二十余倍之敌相对峙,孤立无援而继续死斗……中共军对阵地实行夜袭,一夜之间多次进行反复冲锋,这是过去袭击中未曾见过的战术。”也就是说,八路军突然以大部队集中攻击的方式,使日军在战斗中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且被破坏的铁路、桥梁与矿井等需要长时间和巨资才能得以恢复。重要的是,日军将失败归结为情报系统的失误,“日方从未想到中共势力能扩充到如此程度,对中共真实情况的调查研究及其统一指挥大部队作战的能力的情报,收集得很不充分。同时,中共在此次攻势之前巧妙且严格地加以保密,因而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而取得了奇袭的成功”。因此,日军在“百团大战”后不但加强了针对“共产军”的情报搜集工作,还从1941年1月开始在华北大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治安区”(即日本占领区),加强保甲制度,由伪警力量承担治安工作,实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并推行奴化教育。对“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部署固定的日本军队,建立警备队、保安团等,以“蚕食”为主,制造无人区,全面封锁抗日根据地。对“非治安区” (即抗日根据地)则以“扫荡”为主,不断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拆毁其设施和军需品,实行三光政策。其中,抗日根据地则是日军重点进攻与“扫荡”的对象,仅据解放军档案馆收藏的《五年来日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及其成败》中便可见一斑。该档案记载了从1938年到1942年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情况,一次性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共152次,一次性出动万人以上的“扫荡”共27次,以上次数还只是部分统计,而1941年和1942年是日军“扫荡”次数最为频繁的两年,尤其是1942年,华北各区的抗日根据地平均被“扫荡”了52天,平均兵力约10200人。

  虽然日军的“扫荡”让抗日根据地蒙受巨大损失,但八路军依然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结合的方式,袭击日军据点,但避免采取大规模作战。同时,强化政治动员,掀起参军热潮,不分男女老幼,皆进行军事训练,广泛开展民众武装斗争,加强人民武装,扩充势力,并对日伪人员进行渗透工作。对于八路军的作战及动员情况,日本方面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据《华北治安战》所载,在战术上,“共产军”避实击虚,维持自身的战斗力,而支援“共产军”的民众又能巧妙地传递情报,因而要想捕捉歼灭共军,至为困难。同时,“共产军”为了实行退避战术,修建了地下坑道及其他隐匿设备,付出的努力确实惊人,而对于日军小股兵力则出乎意料地勇敢进行挑战。其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顽强抵抗。“共产军”在进行袭击、伏击、防御时,特意选定安全退路的地方作为战场。在战斗力上,“共产军”以回避战斗为主,难以轻易判断,但一般装备不良,缺乏弹药,在山地内多设有手榴弹制造所,原料极多。在民众工作上,“共产军”的民众工作极为彻底,居民对有关八路军的情况,均不轻易出口,敌区的居民被动员起来,密切协助“共产军”抗战,达到所谓军民一致的状态,这与华中的情况不同。从日军视角来看,“共产军”虽在“百团大战”后的1941年到1943年间未再发动大规模的袭击战,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严格的军纪、密切联系民众给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其不同于国民党军队的顽强战斗意志,更多见于日本方面的记载。《大东亚战史》中记录了日军工藤部队进攻石家庄北部洪子店根据地的战斗,“日军在南马塚村与两千多敌人遭遇,并展开激烈的战斗,敌人表面上看像是散兵(败残兵),但实际上却是拥有机关枪、迫击炮且战斗力极强的共产军,他们顽强抵抗,我军千田久造中尉以下十三名战死,户垣勇少尉以下十五名受伤……”日军在总结1943年春冀西作战失败教训时,特意指出,“中共军即使战至一个人也继续战斗,可见他们的战斗意志极为坚强。冀西地区为山岳地带,地形错综复杂,我方部队前进多受阻碍,但共产军则由于通晓附近地形,民众又完全在其掌握之下,退避、隐藏极为容易。”正是由于“共产军”顽强的斗志和巧妙的游击战术,不但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更是粉碎了1941—1943年间日军数以千次的“扫荡”行动,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从日方的记载可知,他们多次意识到对“共产军”的军事“扫荡”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此,日军则认为是中共战略方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即“加强抗日游击战的群众化”和“广泛开展民主运动和生产运动”。在日方看来,“共产军”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经常进行群众备战教育,加强以民兵及一般群众为基础的游击战,将分散的游击战集中到以县为单位而统一指挥。同时,中共又彻底实行精兵简政,加强基层干部的力量,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减租减息运动等,真正实现了党、政、军、民的一体化,以至于日方不得不承认其“剿共”战略的失误:“因情报收集的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不能掌握,从而使作战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一般作战的目的在于消灭敌方野战军,作战要务令上也规定‘军队主要任务为战斗’,但这并不适用于对中共作战的特殊性。”这意味着,即便日军加大了“扫荡”力度和次数、增加了侦察力量,也只是将“讨伐”对象集中在八路军上,但八路军的背后有强大的民众支持,日军难以切断八路军与民众之间的联系,相反,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却越来越大,八路军的武装力量更是愈来愈强。

  关键的是,“共产军”更是抓住日军在1944年发动豫湘桂战役(日方称“一号作战”)而南下的时机,率先在山东地区、晋察冀地区、冀鲁豫地区、晋绥地区等发起局部反攻。与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惨败相比,八路军在1944年间不仅给予日伪军沉重的打击,还开始收复失地。以山东军区为例,“(八路军)进行主要战斗3514次,其中进攻战斗占73%;攻克与逼退日伪据点1265处,占原有敌伪据点半数以上;毙伤日军4580余人,俘日军292名,歼灭伪军5.4万人,争取伪军1.1万人反正;解放国土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930万;主力部队与民兵都比1943年扩大1/3,军队发展到15万人,民兵游击队发展到37万人。”在此基础上,八路军和新四军陆续在华北和华东进行反攻,这不仅让日军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军”的实力,并逐渐认识到“共产军”不但难以“剿灭”,更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力量。

  结  语

  无疑,从日方视角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十四年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局部抗战中的东北抗日联军,还是全面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全面开展政治动员,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以万次的战斗,正如日方所言:“中共党军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方面,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中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其以‘政治七分,军事三分’为方针,将‘抗日战’变成为‘政治战’。”所以,毛泽东主席于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强调:“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所以说,即便是从日方视角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战后期已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作者董灏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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